项目背景

大家好，这里是2022年南山区青年社群伙伴计划的专栏，南山「青创社群伙伴计划」旨在搭建一个以「青年社群」为核心的联络服务平台，通过挖掘和发现南山区内素质高，且有代表性的各类青年社会组织或社群带头人，为其提供形象展示、资源对接、能力培训等各方面有效服务，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引导其健康发展，实现对新兴青年群体的联系呈现「滚雪球效应」，展现南山青年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推动形成南山特色的青年活动聚集地，构建「三创」联盟新兴青年社群活力「生态圈」。

小编是本次计划的持续参与者与见证者，该计划启动至今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举办了 4 场青创社群活动主理人的见面活动，每一场都是组织不同社群主理人展开的线下见面讨论。在交谈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不同主理人创办申请的初心，也听到了大家第一次的行动感想心得，后续发展的思考，以及成长中的困惑。在每一场真心诚意的交谈中，大家都敞开心扉，分享了各自成长经验，彼此之间也有许多共鸣和认同，这也是本次青创计划最希望看到的一幕，不论社群发展的大小和阶段程度，大家彼此真心的祝福，之后也可以开启更多破圈的联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了，而是集体可以群策群力，相互真诚分享和交流的时代。社群的存在也早已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爱好者聚集地，而是彼此埋下共同成长种子的地方。不同的社群就如同不同专业领域的学习者、传播者与践行者，帮助青年群体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和工作之外，找到心灵的寄托以及深度学习的方向。

小编将在青创计划的专栏中与各位一同慢慢深入认识本土的社群主理人们，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所以请大家随着我们计划一起，一起认识这些咱们南山区青年的优秀先行者们。

关于罗森和706社群

罗森是深圳706社群的主理人之一，706青年空间发起于北京， 是构建一个开放、多元、基于「分享」精神的人文与社会创新的青年公共空间，他们用心发掘丰富生活，在沟通中呈现与成就更多可能。
706是一个以人本、通识、自由教育为灵魂的社会创新机构；一个青年人思想碰撞，探索自我和世界的新型实体空间；一个自由活力、开放多元的求知创新圣地；一个好玩、深度、有料活动的出品社区；一个公益创意社群和项目的连接实践孵化平台。
作为社群的主理人，罗森不仅是社群的一员，作为深圳青年艺术家，他也透过706用自己的力量为深圳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活力。

人物专访：罗森

小编：你怎么去支持社群的活跃度？

罗生：我们有一些好的活动发起人，由于我们不是一个产品提供方或者服务提供方，所以我们的活动的感觉其实是更日常化的、更去社会化的。由于来这里的人们的预期不是来买服务，所以我们的一些客观上不太专业、很松散的事情实际上能让他们更主动的感觉到一些神奇、不太具有包袱的东西。这是一种绵延。

我自己对于社区营造和社群不仅有国内的一些经验，也有从全球角度的认识。我认为对于community而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邻里生活，是一个在生活上的共识，而与生活对立的那一面就是社会性的一面，是被管理的以及工作的那一面。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基因，想要去寻找不在工作的、商业的或者社会规范里面的另外的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虽然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我们的愿景是这样的。来参加活动的人里确实有一部分存在这样的愿景，希望自己的生活常态应该是这种最纯粹、最自然的人和人之间相互激发和相互帮助的状态。

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对于生活实验室这个项目的住客招募，因为它落实到了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也就是“我要住进来”，这就首先进行了筛选。一般做活动有很多参加者都是来凑热闹的，但如果真的要住进来，最起码他是认可这个理念的。我们的住户招募标准就很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公共空间。这意味着你如果住进来，不能总是完全个人化的，比如周末的时候要开放，这是他必须要认可的。并且我们有共建机制，比如每个月要开会，讨论卫生监督、如何一起赚钱、花钱、公募基金等问题。这和合租房或者购买服务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小编：这样一个现金流的空间的创建本身的生命周期会有多久？

罗生：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房租的周期。一旦我们走出社群的第一步之后，基本上三个月能进入托管状态。我作为一个孵化者就可以把活动交给住在里边的人了。招募方面，因为我们是正常按照房租流程的，一般住户会签至少半年、一年，招人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最大的问题是房子的租期和房东的一些情况，好多房东都是一年一年签的。尤其是我们要找大户型的房子，要有7-8个房间。因为我们觉得住进来的人至少要有六、七个，不能只有三、四个人，那样很难形成集体决策，会变成闺蜜型的关系。

小编：外界看待这件事情还是会有一些担忧。虽然706有筛选机制，但是这种机制本身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完全陌生的青年人共同居住时会不会产生矛盾？

罗生：当然会有一些矛盾，很多外界的人都不理解706这样完全合租的群体。第一个问题是资金的使用。我们有公共的基金。在小区里七、八室的房子单位房间的价格会比两、三室的便宜一些，我们其实是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市场价空间的，比一个人单独租房的市场价便宜。我们找房子的标准之一就是要找到价格上的竞争优势，这样才能让住客除了交房租之外能再交一笔公共基金。花的钱其实是正常的价格，但是有多出一部分变成了我们的共同生活体验。这个公共基金可以用来买生活用品，比如微波炉、扫把之类的，或是请阿姨搞卫生，这就看大家怎么花钱。在具体怎么花钱这个问题上，住进来的人的收入水平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一个月赚好几万的，有的人可能一万不到，也有拿美金花钱的一个人。我们在一个普通的客厅里办活动其实是需要前期投入的，要把它变成一个能够有活动的家。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投影仪，因为放电影、做分享会、做讲座之类的都需要用到。要买一个什么样的投影仪呢？有说要买二手的，有说要买5000块钱的。要求买5000块钱投影仪的人还做了一个计划表，计算5000块钱在一年里面通过30场活动能够回本之类的这样一些事情。每个人对于公共空间的期待和投入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以多投入一些做活动的时间，但其他的人可能不行。我们对于这个空间的使用是很模糊的，虽然允许它的开放性，但是存在类似于一年做50场活动还是20场活动这样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当时为投影仪的事情产生了一些争论。在具体怎么花钱、对于公共空间的期待和投入方面，每个人之间都有一差别。

二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比较懒或者比较忙，肯定需要相互监督。这个问题是最好解决的，后来建立了一些罚款。但这个问题也是最常见的，像投影仪这样的事情只出现了一次，但是卫生罚款可能一年下来出现了十几次。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社群比较特殊的一点。越是追求生活理想化、追求公共性的一些人，越是会比较关心尊严和个人权利，尤其是涉及到伦理的问题，道德要求比较高，在性别议题上很容易会有一些冲突，这会引发的不是关于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争吵，而是很极端的争论。有可能我认为你骚扰了我，但是实际上你压根没有。因为骚扰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可能并没有构成实质上的伤害、没有证据，有可能只是眼神、语气、言论上的冲动。于是我们8个人可能就分成了两派。而且这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求对方必须搬走。不仅仅会有生活琐事上的问题，会上升到一些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内容。这是我们这个社群里面可能会比较麻烦的一点。这是在青旅几乎不存在的情况。青旅跟我们不一样的一是住在青旅的人还是购买服务的，二是住青旅的人不会对于公共性的伦理道德有太多的想象。而我们则调动了大家的这种想象，共聚共建，这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小编：深圳的706空间目前还在运作的比较少了，之后还会多建立几个吗？

罗生：深圳现在是华侨城的蛇口招商大厦和望海国际还有。我们对实体空间有一个层级，最理想化的是像北京的青年空间，它已经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空间了，能够给自己创造文化，有体量，有管理机制，甚至有运营收入。它是真正可以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被看待的，它是有公共性的。我们可以讨论公共议题，外面的人也可以作为主理人过来发起活动，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厅。下一层级叫生活实验室，它融合了居住的功能，个人生活可能占了70%，但是我们周末或一部分的时间和空间会开放。生活实验室的活动的密度和开放度弱一点，但是更好的一点是在私人生活的密粘性会更强。只要住进来，我跟这8个人的感情就会更深。而青年空间比较接近宿舍，流动性很大，是以活动运营为主的。

住宿主要是因为运营补贴的问题，在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下住宿不应该是重点，因为一旦住宿多了，就会考虑到私密性的需求。

小编：深圳706的运营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罗生：2020年底我刚来深圳时，只有一个很不活跃的社群，工作没有做得太好。我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有实体空间。实体空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个据点，是一个确定的地方。我们社群的一个希望是要联系到生活当中的非目的性的行为。如果我是租用别人的文化场地，这些场地其实很多也是免费的，但都是目的性的，只有发活动别人才会来，但我们想要的是没有活动别人也愿意来喝个茶、聊个天。再就是，对于空间和社群的成长来说，通过生活上的粘性的辐射或者裂变会更有效。如果单靠做活动，不发起活动那这个社群就死掉了。但如果有实体空间，它就形成一个氛围，第一个人发起了活动后，原来没有经验的小白他住了半年后也会被感染。

最早找实体空间时，我们肯定是希望是有理想的青年空间或者至少生活实验室这个标准，但刚来时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找房子。我们要找大房子，但深圳大房子其实比较少，因为深圳强调经济性，相对广州上海北京来说，超过180平米的房间户型很少。实体空间有层级，生活实验室下一级是流动客厅，可能是基本的80平米的户型，就靠一两个人交房租，偶尔把客厅开放出来，但是只能开放到活动，无法开放到共同居住，因为居住还是属于一两个人的。我们最开始找到了两个流动客厅。其中一个人认同我们的理念，就把自己租的房子的客厅让出来给我面办活动，是在蛇口那边。还有一个在莲花北村，是一个参加了蛇口的活动的人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做起来的。线下的生活空间和外面做活动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可以做完活动再聊天，而在外面的商场里面，就很少后续性的链接，没有所谓的绵延了。生活是一种非目的性的人和人之间的能量，我们认为客厅还是比较接近于在拉近生活之间的距离、人和人之间的能量的一种形式。通过流动客厅的这种形式慢慢地积累了一些认同这种共同居住理念的社群资源，后来就在棕榈园那边找到一个有八个卧室的房子，就形成了生活实验室。

围绕生活空间去做我们的社群，旗帜鲜明地体现了我们的调性，就是围绕着生活本身。而且所谓生活不是指那种田园牧歌式、岁月静好的小资生活，而是一种在公共性上更加生动的生活。今天我们使用生活这个词的时候，都是被一种消费性的行为给美学化的。其实生活最本源的含义是一种所谓的善好生活或生活的艺术，这是一个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只有我们自己认真地思考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时，才能调动出积极的行动。积极的行动一定不是在工作的场景里诞生的，工作其实是对人的积极性的某种异化。

小编：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于扩展认知边界的需求和年龄成熟度是有一定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还会继续参与其中吗？

罗生：这是我来深圳之后最大的一个改观。深圳的参与者平均年龄比北京、上海的大，有一批30多岁的人。我以前确实会怀疑，这是否只是存留在年轻人特别是大学刚毕业阶段的一种过渡性需求，但事实上来到深圳后发现不是。参与的意愿取决于个人，与年龄或是生活的阶段无关。关键在于个人是否需要这种活动。

小编：你认为参与者和706的关系是怎么建构的？

罗生：是对于一种另类生活方式和更去社会化的社交圈子的需求。

我们也通过微信群等方式进行了社群活化，从而让大家更有粘性和可持续性，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办法，而是人们的需求。就方法而言，肯定有比我们更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但我们所迎合的需求是有差异化的。

小编：你们怎么判断活动的优质度？

罗生：会有一定的门槛事先进行把关。如果要发起活动，需要有具体的方案。我们有一个共识节点大会，由在一段时间内对社群有持续贡献的几十人组成比较松散的集体决策委员会，一起讨论新人加入、商业合作等事务。我们的决策机制不在于人，而在于共识节点的累积。不同于企业的管理机制，我们没有头衔和雇佣关系，所以一个人具体的权力取决于他在社群中的影响力。一旦做出的贡献减少，影响力也会减弱。虽然还是以微信群的形式存在，但每半年会更新一次。这就是我们社群的逻辑。

小编：你们在持续这么多年后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罗生：客观而言，活跃度会有高峰和低谷。北京总部的优势在于，对活动发起人的反馈是很充分的，文化方面的社群质量更高。在深圳，大多数人的工作都非常忙，持续参与的积极分子相对北京而言更少。作为活动发起人都希望能形成更多的回响，回响的减少会影响人的积极性，半年、一年后，收获不足便会导致积极性丧失。北京的理想化不是空想性的，而是真实、实践的，一场48小时的活动有可能净收入200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租金。而在深圳和上海的收入无法构成正向循环，只能靠个人的输出。北京的活动质量也很高，住在那里仿佛在读研究生，可以学到很多，而在深圳无法实现。产出需要回报，否则就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许多深圳人也许不在乎是在大厂领上万的工资还是在NGO领几千元的工资，如果只要够生存，其实可以把赚钱的欲望压得很低。问题是，选择了几千块钱的这种生活方式后，它是否能给我除了赚钱之外的一些理想的实现。比如，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要求可能就很高，这种关系需要双方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形成。在北京，很多人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住在那里，但深圳可能难以实现。

小编：深圳706所面临的情况和需求有哪些？在未来和南山区团委的合作中，你们会希望在哪方面获得支持和合作？

罗生：深圳社群的优点在于更愿意接一些正式的项目，希望能成为政府对青年服务、老年服务、社群共建、青年支持、成长计划这类需求的供应商。如果团委有项目的资源进行孵化，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更加稳定的团队。目前部分人有这样的意愿，但苦于没有相关的项目和公司的形式。希望甲方可以开发出一些新的、适应706的项目。我们目前有一个难处，大家是把它当作兼职来做的，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应用场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动力。

小编：706在不同的城市都以各自的城市名称命名，你觉得这种有地域命名的社群网路本身的文化独特性和在地性如何呈现？

罗生：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人的属性，主要在于社群的成员和活动发起人来自哪里。话题也会有独特性，不同于北、上、广，深圳706与本地大学生没有建立关系，成员大部分是上班族。科创是深圳706的一个特点，我们曾做过maker space的科创主题，这是在北京没有成功做起来的。从活动的角度而言，因为深圳706成员中上班族的占比有将近98%、99%，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有至少1/3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大学生。我们之前说的一个重点是能投入多少时间在共同的生活上，而不是被社会拽着跑的其他的事情上。相对来说，在深圳，被拽着跑的这种感觉会很强。大理706也很有意思，目前在一些空间和层级的规模上是自北京之后最大的。大理聚集了一些专门做web 3.0的工程师，形成的生态是低成本、游牧式、乡村式、逃离城市的替代式的生活。大理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活动主理人式工程师，比较内向，会比较回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706的地域性不是一般意义上与传统有关的地域性，而是一种另类的结合，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了不同的另类。五年前，大理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并不存在，而这些做技术的人在那里形成的聚落和艺术家的乡村聚落就不一样。他们所利用的是互联网资源，过的是一种飞地式而不是融入在地的生活。大理706的这种另类也是一种在地性，但不是与当地的民俗传统和邻里关系相融入的那种在地性。他是独立的，但规模很大，去年全中国第一个web 3.0大会就是大理706主办的，邀请了上千人。Web 3.0是一种新事物，需要新的执行方，和对新的在地关系的想象。Web 3.0的活动也受到了大理州政府的支持，对于南山区而言，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去思考能够支持什么样的新活动形式。

任何一个城市背后都有一个更垂直的大型旅游的资源，可以找到更多有背书的专家，可能是我们找不到的一些人。比如像原来的社区营造沙龙有很多海内外的嘉宾，有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甚至其他地区的院校的实践性嘉宾。例如南山区想专门针对社区营造，做一些类似于无车日城市更新这样的话题，我们可以依托我们的平台进行资源的整合。

深圳乃至南山是有很多新鲜事物聚集和发生的地方，不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居民层面的，例如像南头古城的改造等。706可以形成一种不在地的在地性，例如大理706的化学反应是有它的地域特点的，但是它的逻辑不是通过服务下沉实现的。

Podcast: Play in new window | Download